南昌起义为何能成功打响第一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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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的南昌工农运动高涨，有着非常坚实的革命基础。
1927 年，中国政治风雷激荡，波谲云诡。在这一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顺利推进，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势力在中国的统治。随后， 中国政治风云突变。
蒋介石下令查封、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
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 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举起了屠刀， 开始血腥大屠杀， 革命联合战线内部剧烈变动和分化， 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为挽救革命，1927 年8 月1 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 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率先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征程。
起义爆发的背景
南昌起义能成功打响绝非易事。这一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骤然而至的急风暴雨中，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共产党可能被消灭的紧急关头爆发的。
1927 年4 月初，蒋介石在上海约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10 余人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对中国共产党员发动突然袭击。4 月12 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地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到4 月15 日，上海工人300 多人被杀，500 多人被捕，5000 多人失踪。但国民党反动派的根本目的是要消灭共产党。蒋介石说道:“共产党是非打不走的，非我们去消灭他，他就要来消灭我们。”胡汉民也曾直言不讳地说：“这次的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 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命令军警在北京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于4 月6 日不幸被捕。4 月28 日，李大钊等20 名革命者被送上绞刑台，壮烈牺牲。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的新闻
面对蒋介石集团的叛变，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没有坚决反击，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左派和一些军事将领身上，特别是对汪精卫寄予了过高的期望，主张把共产党的党权、政权交给他们，幻想以退让求团结。当然，这与国共两党军事实力对比悬殊有关。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帮助下，建立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北伐开始，国民革命军编成八个军，兵力约10 万人，而中国共产党对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反而要求在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的事”，放弃对军队的掌握权。
在国共分裂已成定局、大革命失败的情况下，究竟是武装反抗还是妥协退让，党内争论十分激烈。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人纷纷谴责反动派的暴行，主张要奋起抗争，以武力反击敌人的进攻。1927 年4 月16 日，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等人联名上书中共中央，指出应乘蒋介石在沪宁地区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出师，直指南京”。蔡和森多次建议中共中央准备武装暴动，在夏斗寅及许克祥叛变后，他提议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路，积极准备，以暴动对付暴动。在得知唐生智日益反动的消息后，蔡和森指出：“中央及军部应即检察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毛泽东也提出武力挽救革命的主张。在7 月4 日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还主张“上山”，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行军途中的北伐军队
1927 年5 月13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发来电报，要求中国共产党“现在就应开始组建八个或十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这些师团将是武汉在前线和后方用来解除不可靠部队武装的近卫军。此事不得拖延。”随后，共产国际又给在武汉的鲍罗廷、罗易、柳克斯（苏联驻武汉领事）发来电报，即“五月紧急指示”，明确“动员2 万名左右的共产党员和5 万革命工农，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
作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愿听从和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帮助。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党纲、政纲，包括联合国民党的政策方针，都是按照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制定的。虽然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犯了一些错误，但这个指示把当时挽救时局的关键问题提了出来。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却认为共产国际指示建立军队的问题，言过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1927 年6 月7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表示: 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谭平山、张国焘等人也表示不能接受紧急指示。鲍罗廷抱怨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形势。罗易虽然认为应该执行这个指示，但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这样，“五月紧急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不料几天后，罗易竟然将此电报内容泄露给了汪精卫，为武汉汪精卫集团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提供了口实，加速了镇压共产党的进程。五六月间，汪精卫集团发布一系列反动训令，压制工农运动。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许克祥在长沙制造“马日事变”；江西军阀朱培德以“礼送”为名，驱逐、杀害共产党员。“山雨欲来风满楼”，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迫在眉睫。
陈独秀
1927 年6 月26 日，陈独秀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仍束手无策。他说道:“我们面前有两条路，右的道路与左的道路。右的道路意味着放弃一切，左的道路意味着采取激进行动。在这两条道路上等待我们的都是灭亡。此外还有一条中间道路，即继续目前的局面，这也是不可能的。怎么办？也许应该寻找第四条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面临存亡危机的关键时刻，陈独秀未能力挽狂澜，反而犹豫不决。革命失败已经无法挽回，陈独秀在党内的威信也降到最低点。据瞿秋白在中共六大的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中所记述，原来的中央政治局不得不“散伙”。
1927 年7 月12 日，根据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训令，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陈独秀被停职，“不再视事”，从此离开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1927 年7 月15 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决裂。随后，蒋汪合流，在“宁可错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倒在了血泊之中。据中共六大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 年3 月至1928 年上半年, 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 万多人, 其中共产党员2.6 万有余。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著名活动家英勇牺牲。据1927 年11 月的统计，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 万人急剧减少到1 万余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中也反思道:“共产国际武装中国军阀而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结果，我国无产阶级创造的子弹射进了中国工农的头颅。”
中共六大会址展览馆，位于莫斯科市郊五一镇
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一改陈独秀领导时代的软弱状态，强烈谴责国民党的反革命行为，1927 年7 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湖北省委驻地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行动，决定以中国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北伐军为基本力量，联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返广东，恢复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举行第二次北伐。重返广东是当时中共中央照搬照抄苏联和北伐战争的经验做出的一个战略决策，虽然后来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但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共产党已深刻认识到，必须在武器的批判中寻找到自己继续生存的空间。共产党只有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才是继续革命的唯一出路。
起义的酝酿与决策
1927 年7 月20 日，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举行第一次谈话会，首次提出“在南昌举行暴动”的建议。据李立三回忆，“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于是决定“抛弃依张（发奎）之政策……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会上，李立三等同志很急躁，主张立即动手。聂荣臻同志说:“不行，必须等中央命令。周恩来同志交代得清清楚楚，必须有中央命令，不能自由行动。”经过一番争论，会议最后决定，还是等中央的命令。
张发奎
1927 年7 月24 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武汉召开常委会，根据在九江同志的建议，同意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将起义的决定迅速报告了共产国际。常委会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党的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赴赣领导这次起义。
当时中共中央选择在南昌举行起义，可以说是审时度势，分析和综合了南昌各方面的有利因素。
首先是就近起义的紧迫性。当时张发奎深受汪精卫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争取张发奎已经毫无希望。据张发奎晚年回忆:“一旦汪精卫决定‘分共’，我会支持他，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比我更高瞻远瞩。正如我常说的，服从命令是军人的神圣职责。……既然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认为‘分共’是正确的，我当然听他的。”可见，张发奎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倒向汪精卫，并已经同意汪精卫在军队中进行“清共”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如不当机立断，迅速就近起义，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叶挺、贺龙等部队就有被瓦解和消灭的危险。此时武汉政府打着“东征讨蒋”的旗号，叶挺、贺龙部队跟随张发奎已开拔到九江一带。在共产党准备于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同时，汪精卫、张发奎加紧了军队中的“清共”活动。他们感到贺龙、叶挺的部队“不稳定”，企图以开会的名义把叶挺、贺龙召集到庐山，解除他们的兵权。得知内幕消息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冒着极大危险，秘密下庐山赶到九江，找到贺龙、叶挺、高语罕、廖乾五。他们在九江甘棠湖的一只小船上商议对策，最后议定: 叶挺、贺龙不去庐山开会，不执行将所辖部队集中到德安的命令，迅速率部队开赴南昌准备起义。
张国焘
其次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兵力占优势。当时驻守南昌的国民党部队主要有第五方面军警卫团，第三军二十三团、二十四团，第六军五十七团，第九军七十九团、八十团等，共6000 余人。起义军兵力除了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还有朱德率领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部分学员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再加上准备动员参加起义的蔡廷锴第十师和计划在起义后赶到南昌的第四军二十五师，共2 万余人。中国共产党兵力上占有优势，胜利的把握比较大。对此，聂荣臻回忆道:“我们估计起义可以成功，行动的计划就决定下来了。”
最后是南昌特殊的地理和交通条件。当时九江至南昌有100 多千米，又有南浔铁路，起义军乘火车从九江赴南昌，方便迅速。南昌又是江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有利于部队的集中驻扎，亦可筹集资金，解决部队的补给问题。从防守角度看，当时的南浔铁路不能跨越赣江，在南昌的终点是昌北的牛行车站，与南昌城有一江之隔。这样即使国民党反动军队乘火车来进攻，起义军还可以借赣江的阻隔来防守。另外，大革命时期的南昌工农运动高涨，有着非常坚实的革命基础。这也是当时选择在南昌发动起义的重要因素。
未完待续
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历史·拾贰》（东方出版社出版）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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